”见萧太一签了字,包玉刚这下可来精神了,“有了你的支持,我绝对打一个大翻身仗。到那时,嘿嘿,我包玉刚再不用象现在这样,进自己公司的门都得象老鼠一样偷偷的躲着大家。真没面子啊,80号人,一个月一支减震器都没卖掉。”
84年的时候,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正好处于一个中间过渡时期,价格双轨制从这一年开始获得了全面推行,不再局限于煤和石油两种产品;这一年工业生产资料比计划超产部分可在加价20%以内出售,到1985年取消了原订不高于20%的规定,超产部分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
从这一年开始,资源配置逐步开始走向由市场来配置,但在这个时候,市场资源在配制主要还是计划来执行。
比如迅雷公司销售给大江摩托车厂及燕京汽车总厂的减震器,实际上都是由大江摩托车厂与燕汽总厂申请了计划配额,然后再由计委下下发给迅雷公司生产。
而现在包玉刚、二胖要做的事,就是上各个整车生产厂商的门,说服别人用自己的减震器。如果各整车生产厂商确定用迅雷公司的减震器后,还有一道关要走,由这些整车生产厂商向计委申请计划配额,如果计委同意后,由计委向迅雷公司下发生产计划。
这是一个非常烦锁、复杂的过程。
对迅雷公司来说,要打开市场,关键点在于获取这种计划配额。没有计划配额,在这企业一统天下、计划满天飞的时代,萧太一的迅雷公司就算是能生产火箭也卖不出去。
对萧太一来说,要想获取这种计划配额,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打通各地计委的关系,由计委直接向迅雷公司下发生产计划,这是最快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方式,但也是萧太一最不愿意采用的一种方式。
在后世时,中国的第一代富豪很多人都被认为是有原罪的,关键点就在于这里,往往被认为是官商勾结,损害大众与国家的利益而发家致富的。
萧太一并不想成为其中的一员。
第二条路就是让各个整车生产商如同大江摩托车厂与燕汽总厂一样,主动向计委申请迅雷公司的减震器采购计划。要让这些整车生产厂商主动去申请配额,这必须要让这些整车生产厂商感到压力,这种压力一是行政上的,另一种是市场的。
行政上的压力是萧太一绝对不愿意采用的,那就只能是市场上的压力了。
要让这个时代国企感到市场上的压力,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时代的计划经济不但体现在生产资源的调拨上,更体现在物资的流通渠道上。
比如大江摩托车厂的摩托车要经过省级、市级、县级、区级、乡级这五级计划流通渠道才能最终销售到消费者的手上。
当然,最终决定买不买的依然是消费者。就如一年前的大江摩托车厂的产品,虽然自家产品按计划要求发至了各销售点,但由于减震器的质量问题,导致无人问津,最后只好退回厂里,逼得大江摩托车厂停用自家减震器产品。
这个事实跟很多人计划经济下消费者是无任何话语权的印象是大相径庭的。其实无论是何种经济体制下,只要消费者有了选择权,他就可以通过用手或脚来投票,从而体现自己的话语权。
中国大陆进入83年后,由于技术简单、投资相对较小,各地摩托车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即使是在计划经济体现下,市场上各类品牌的摩托车也是多如牛毛,同一个销售点,也不再象以前,只有一个品牌的产品,消费者有了选择的机会,当然得选择质量、外观、甚至是价格更好的产品了。
这种大环境为迅雷公司减震器产品的推广提供了一个机会。
这个时代的中国,道路普遍不好,不说农村,就是某些城市的边角处都还是泥石路,就算是水泥路,也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同时,中国引进的减震器产品多为50年代以前的产品,减震效果较差。在这种路上,骑着摩托车,那种颠簸感,不是几个人能受得了的。
萧太一迅雷公司生产的减震器产品,虽然依然无法完全克服这种颠簸感,但相比现有的减震器产品,却可极大的减少这种颠簸,使得人们的驾驶摩托车时将更为舒适与安全。
如果让大部分的消费者认识到这点,他们在购买摩托车时就会要求车上配置的减震器产品为迅雷公司所产,从而反逼各摩托车生产厂商采用迅雷公司的产品。
这就是包玉刚设计方案的思路。
而途径就来自于遍布各地的摩托车修理店。